广东怀集县遭遇超百年一遇洪水后，赵一鸣零食店物资遭哄抢事件，将灾难中的人性之恶与法治之殇暴露无遗。视频画面中，被洪水浸泡的零食店内，货架倾倒、商品散落，收银机被暴力撬开，连员工冒险抢救至二楼的物资也未能幸免。这场哄抢不仅是对私有财产的公然践踏，更是对灾后社会秩序的致命一击。当救援人员划着冲锋艇转移被困群众时，哄抢者却在废墟中上演“零元购”，这种对比令人心寒。

立论点：哄抢行为折射出灾后治理的“真空地带”与法治信仰的崩塌

怀集县防汛Ⅰ级应急响应期间，全县实施“五停”措施，5000余名抢险救援队伍连夜集结。然而，在如此严密的救援体系下，哄抢事件仍能发生，暴露出灾后治理的三大漏洞：其一，物资监管存在盲区。洪水退去后，受灾区域成为“三不管”地带，商家因断网断电无法及时返回，给了哄抢者可乘之机。其二，基层执法陷入“法不责众”困境。怀集县政府办工作人员称“正在调查”，但面对数百人参与的哄抢，执法力量显然不足。其三，社会信任体系崩塌。商家冒险抢救的物资被视为“无主之物”，反映出部分民众对私有财产权的漠视，以及对“灾难补偿”的扭曲认知。

分论点一：从众心理与“破窗效应”的恶性循环

哄抢事件中，首名参与者往往以“捡漏”心态试探，随后在群体匿名性中丧失道德约束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当个体融入群体时，责任感会下降90%。怀集案例中，哄抢者从最初的“试探性拿取”演变为“理直气壮搬运”，正是“破窗效应”的典型体现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哄抢视频在网络传播后，可能引发其他地区的模仿效应。2023年河南周口玉米地哄抢事件中，就有村民因看到网络视频后专程赶赴现场。若不严惩首恶，类似事件或将层出不穷。

分论点二：灾后物资分配机制缺失加剧矛盾

怀集县防汛指挥部虽发布《安民告示》，呼吁群众科学自救，但未明确灾后物资分配规则。这导致部分民众产生“先到先得”的错误认知。对比2021年郑州暴雨，当地政府通过社区网格员发放救灾物资，并公开物资来源与分配方案，有效避免了哄抢。而怀集县在“五停”期间，超市、便利店等商业场所停业，民众生活物资短缺，哄抢行为某种程度上是“生存焦虑”的极端爆发。但这种“以恶制恶”的逻辑，只会让灾区陷入更深的混乱。

反论点与驳论：贫困能否成为哄抢的借口？

部分舆论将哄抢归因于“灾民生活困难”，但数据显示，怀集县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2.8万元（2024年），哄抢者中不乏驾驶私家车者。更讽刺的是，赵一鸣零食店员工在洪水中抢救物资时，部分人身处生理期仍泡在水中，而哄抢者却对他们的劳动成果肆意掠夺。这印证了犯罪学家提出的“道德脱敏”理论：当个体认为“灾难是天然的免责理由”时，其行为底线会急剧降低。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曾指出：“灾难不会摧毁文明，但会暴露文明的脆弱性。”怀集哄抢事件，正是这种脆弱性的集中体现。

分论点三：基层治理的“网格化失灵”与应急响应滞后

怀集县虽建立了“五级抢险救援队伍”，但哄抢事件发生时，属地派出所未能及时到场。这暴露出基层治安防控的两大短板：其一，监控设备覆盖率不足。怀集县老城区监控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3个，远低于发达地区的20个。其二，应急响应机制僵化。根据《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条例》，灾后治安维护应由公安部门牵头，但实际操作中，基层派出所常因“人手不足”将责任推给社区。这种“踢皮球”式治理，导致哄抢事件发生后2小时警方才抵达现场，而此时超市已被洗劫一空。

前瞻性见解：构建“法治-技术-文化”三位一体灾后治理体系

首先，需强化法治威慑力。建议将“灾后哄抢”纳入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加重处罚条款，对首要分子处以15日拘留并罚款2000元。同时，建立“哄抢黑名单”制度，将参与者纳入征信系统，限制其贷款、出行等。其次，应推广“智慧安防”系统。例如，浙江德清县在灾后重建中，为商户安装智能报警装置，一旦发生异常震动或玻璃破碎，警方可在3分钟内抵达。再者，需重建社会信任体系。可借鉴日本“3·11地震”后的经验，通过社区志愿者组织发放物资，并公开捐赠明细。最后，应加强灾后心理干预。哄抢事件中，商家经济损失超10万元，更遭受心理重创。政府应提供免费心理咨询，并组织“灾后重建互助会”，让受灾群众在合作中重拾对社会的信任。

洪水可以冲垮堤坝，但冲不垮文明的底线；灾难可以摧毁房屋，但摧毁不了法治的根基。怀集哄抢事件是一面镜子，照见了人性之恶，更照见了治理之失。当救援人员逆洪峰而上时，哄抢者却在废墟中掘取私利；当全国网友为怀集祈福时，部分民众却在镜头前炫耀“战利品”。这种撕裂，比洪水更令人痛心。唯有让法治信仰深入人心，让技术手段筑牢防线，让文化重建凝聚共识，方能让灾后的怀集不仅重建房屋，更重建起对规则的敬畏、对他人的善意、对未来的希望。毕竟，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，不在于它能否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，而在于它能否守护住人性的底线。